• 我们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水磨镇连山坡村的拍摄,是一段艰辛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春节期间,我躺在家中的床上,翻阅着刚刚打印出来的资料。九个人物,分别印在九张A4纸上,每页纸上写的都是这九个人的命运,关于此次5.12汶川 大地震的共同的命运。我一页页翻着,他们的经历不断地化成影像在我脑海里回放着,看完一遍之后,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为了从这些人物中选出一个来拍摄,于是 我开始看第二遍。夜深了,电灯泡发出滋滋的声响。当我再次看到印有程林祥这个人物命运的纸张时,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笔,下意识地在页面的空白处写了一个 “路”字。直到看完所有的人,我的笔也没有再动过,所以,直觉为我作出了决定。
    我爬起床,打开电脑。我的双手在键盘上快速地敲打着,希望不要遗漏刚刚在我脑子里转瞬即逝的念头。在给我导师的电子邮件里,我写到:

    “……对于程林祥的事迹来说,我觉得更像是一部电影的感觉。特别是“道路”和“怀孕”这两个意象的叠合,更加有意味。在编写剧本的时候,可以以这条 “路”为主线,来把其他的事件一一串联起来。影片的最后,程林祥骑着三轮摩托车,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小儿子远远地出现在路的尽头的时候,这将是以重建为口号的宏大主题与以新生为形式的个人命运的完美结合。”

    于是,在虎年的爆竹声中,我开始了关于程林祥这个人物的剧本创作。

    我先从网上搜索人物的资料,包括关于程林祥的文字报道、图片新闻,第一时间采访到他的记者的访谈,以及佛山援建队的相关网站。甚至在一些外国的站点里,我 也看到了关于他事迹的介绍。渐渐地,在前期采访资料的基础上,我朝着这个人物又走近了一步,更多的细节、更多的关系一点一点地在我眼前铺开。我看到,这个 英雄的父亲,忍着巨大的痛苦,冒着危险的余震,背着死去的儿子回家,照片中,我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到疲惫,看不到悲伤,只有一股坚毅,在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 大灾难时,这种眼神让我感到震撼。

    “英雄的父亲”,这也是很多报道里对程林祥的描述。没错,这也是我看到那些新闻图片时的第一感受。

    如何能够抓住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加以艺术发挥,表现灾区重建力量,是川台领导和导师给予我们剧作阶段最核心的要求。于是,我们把程林祥的一个一个新闻事 迹排列开来:地震时,历经9小时,把儿子尸体从余震路段3回家;地震后,为了给别人修房子,程林祥的父亲在被地震震坏的路上摔下山崖,也不幸去世;儿子和 父亲去世的双重打击让这个坚强的男人一度消沉。佛山援建队的到来,却又给了他重建信心的机会,当收到援建队的资助款后,程林祥和村民们齐心协力地修好了汶 川县第一条村民自建道路——“佛缘路”;路修好了,程林祥的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程天乐。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与路有关,村民们对路的感情彷佛就像程林祥对新生儿的渴望,这是同一种对新生的追求,对重建的追求。所以整体的构思也就 出来了:地震震碎了山路,但是没有震垮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修好这条路,成为了重拾力量、重获新生的渠道。最后路修好了,程林祥的儿子出生了,灾难过后, 又是一番更美好的现实。灾难具有两面性,是终结,也是开始,视乎人们看它的角度。

    写完剧本,我们抵达汶川。见到程林祥本人之后,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个我们写了一个月的人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在剧本创作阶段感受不到的真实和感 动。程大哥的脸永远是红扑扑的,朴实、又不乏风趣。听到我们要以他的故事来拍摄电视片,他突然显得有点犹豫了。程大哥很热情,表示愿意配合拍摄,然而交谈 间却能够体会到他的一些担心。
    接触了几天之后,他才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拍摄会勾起他家人的回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特别对于他的妻子来说,无疑是又再经历一次痛苦。他们的生活才稍微平静下来,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与程大哥以及他的妻子交谈了很久,为的是让他们接受我们。其实拍摄的过程就像是一种善意的利用:利用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来激励更多灾 区人民的信心。对于这一点,我们整个摄制组都感觉到深深的愧疚,但更多的,却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们只有把这个故事拍好,才能后安慰程大哥家人的心, 才能够取得更大的社会效应。
    拍摄程林祥背儿子的过程中,程大哥好几次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每到此时,整个剧组的气氛都会变得凝重起来。我们只能够使这些场次拍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我作为替身,穿上了校服,披上了毛毯,当我趴在程大哥的背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沉重的呼吸,我觉得,他背着我走的每一步都在他脑海中激起一圈圈波浪,能 把他带回到地震时的悲惨情景。我们实在不忍心这样。最后一次,我在程大哥的耳边说:“程大哥,您今天背着我,我就是您的儿子。”
    经过了那一天的“沉重”,我们导演组连夜做出决定——背儿子的重场戏不再用程大哥本人演出,而让导演组全体人员亲自上场做替身演员:两个男导演分别扮演父 亲和儿子,女副导演扮演妻子。所以,接下来的拍摄中,剧组中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幕:一个导演背着另一个导演,后面跟着副导演,我们三个人在镜头前 一遍又一遍地走戏、排练。其他剧组成员都张大嘴看着,因为这毕竟是“无人执导”的全自动剧组运作环节。我们一边拍戏,一边用心体会着当时程大哥背着儿子走 过余震路段的艰辛。在一处塌方的路段上,巨石封路,我们来回走了八九遍戏,都累得不行。但我们想到,当时程大哥背着儿子却在这样的路上走了整整九个多小 时!
    我们要拍的是未修好之前的泥巴路,可是现在水泥路都建好了。那两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即便好不容易找到了泥巴路,也是干巴巴的。为了还原“泥泞”的场 景,我们剧组成员一起从山间的小溪里挑水,一盆一盆地往外传,再往路上浇。不一会就满头大汗。附近的村民们见了也都赶上来帮忙。你来我往,协同合作,好不 容易把整条拍摄路段泥泞了一把,可就在准备走戏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即来之,则拍之,我们借势拍了场雨中推车的戏。村民看见下雨了我 们还在拍摄,也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赶来帮忙。群众推车的戏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大家一齐推着拖拉机,即便是在拍摄中,我们也感觉到了真正的力量,这是乐观, 这是热情,这就是他们生活!

  • Jan 19, 2010

    都江堰日记 - [我们的时代]

    从北京出发,往西南坐了33小时的火车到成都,再坐汽车往北开上个四十分钟,我来到了都江堰。

    我们住在四川农业大学的“银杏宾馆”里,条件还不错。休息了一晚,我们去看景。在政府的临建房里,我们看到了拍摄对象黄姐。她跟我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摸一样,这让我有认识她很久的感觉。临建房里平静而安详,我看到有些过道里摆满了绿色的盆栽植物,住户的衣服跟他们的腊肠挂在一起。

    下午先去看了看剧本里写到的天台的地方,制片选择了“江堰宾馆”,由于地震,这座楼已经成为了一座空楼,但楼下的服务台居然还有人。我们坐电梯来到顶层,楼梯上全是碎片和砖块。踏上天台的那个阶梯上有一条裂缝,大家都没有注意,我往下看了一眼,依稀能看到一楼的地板。这么一看,我身上稍微出了点汗。天台的感觉很棒,上面堆放的杂物也很复古。我们甚至让美术提前回家过年。在天台的一侧,我们能够看到都江堰的大半个城区。有山,有水,也有高高的塔吊。

    紧接着我们去看了医院的场景,在一座葱葱郁郁的山下面,从医院的楼层里往外看,甚至能看到山脚土地里的树根。相比之下,北京实在是一座干瘪的城市。我们相中了一处标有“干部病房”的地方,我很奇怪的是,我们7个人,在医院里大摇大摆地看景,随心所欲地进入到没人的病房,实在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当然,这是对于拍片来说。在北京,情况会完全失控,他们绝对不会让你进去的。所以说,地方越大,名堂越多,人越受罪。

    在回来的车上,我们时不时能路过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地。司机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楼房,地震时垮塌了。推土机清理完之后,长出了一片片青草。

  • Dec 22, 2009

    新侨饭店 - [喧哗与骚动]

    我的女朋友很喜欢买衣服,却没有什么钱。有一次我对她说:“谢璐,你应该去找点事情做。”她很听我的话,便各处搜索相关的工作。去年冬天,刚好有一群研究历史的日本人到中国来开会,需要一些来自中国的日语翻译,谢璐就去了。几天下来,工作做得还可以,拿到了一些钱,认识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中,包括一个叫伊势弘志的日本年轻人,临走的时候,他告诉谢璐:“我明年还会来中国。”在之后的时间里,谢璐和弘志都保持着E-mail上的联系,在每封信的结尾,弘志都发了一个玫瑰花的小图标。

    今年,这人果然来了。他开完会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在北京逗留,于是让谢璐陪他逛街,说是要给劳务费。但是谢璐哪里好意思拿,毕竟也认识了这么久了。所以弘志决定每天都或多或少送谢璐一点东西,一个礼拜下来,谢璐带回来许多日本小玩意儿,有杂志,有饼干,有文件夹,有香皂。而谢璐也陪他去了北京的许多地方。

    很快又到了分别的时候,那天我在我朋友家,谢璐说好了陪完日本人会坐公交车来找我。下午三点,我见到谢璐,我向往常一样憋着一股火问她今天怎么样,她说很平常啊,去了一趟国家图书馆,后来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新侨饭店,我就回来找你来了。我看到她手里提着的一个手提袋,不知道日本人今天又送了她什么。不过不管怎么样,谢璐还是按时回来了,这点让我很高兴。

    我一高兴,钱就该死。从朋友家出来,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心里琢磨着待会带女朋友去吃一顿好吃的。出租车开上三环,拐了一个弯又下来。我心想日本人终于要走了,于是跟司机聊得很畅快。过了四惠后,谢璐突然说觉得自己不舒服,要晕车。我让她坚持一下,马上就能到学校了。到高碑店的时候,谢璐已经难受得不行,我停止和司机的谈话,我靠近谢璐的时候,却发现她在流泪。

    她说,这几天跟弘志在一起很快乐,明天一大早他就要飞走了,突然很舍不得。我问她为什么快乐了,难道你跟我在一起就不快乐了么?她说那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了?她说就是那种感觉,之后我就没说话了。我就看着她越哭越厉害,哭到最后我都有点害怕了。下车的时候,我没有带谢璐去吃好吃的,我的心情已经降下来了。我突然有一个邪恶的想法,如果我提出带她晚上去新侨饭店见日本人一面,看她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她欣然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我就在我们的感情博弈中占据了上放,这样一来,她会觉得自己欠着我的。我就可以不用动不动就给她买衣服了。另一方面,我倒是想看看这件事会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说,好奇心在这里完全占据了上风。站在梆子井门口的时候,我已经感受不到醋意了。

    讨论的结果果然是那样。我说,没有好吃的了,随便去梆子井食堂吃点东西我们就出发吧。

  • 以前拿到译林出版社的那本已经激动得不行(虽然翻译得不大好),这次完全是最牛逼的选集,看看目录就知道了:他们不是你的丈夫,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以及,我打电话的地方。

  • 有一个师兄帮忙剪片,临走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于是拜托尚在学校的我来做。我欣然答应。但我不知道办这件事的程序。秦丽娜告诉我,你去学校保卫处,就说你去办护照,然后就可以把集体户口拿出来复印了,虽然师兄要的只是集体户口外页,但你也可以顺便把自己的给复印了。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去学校保卫处,我说我要办护照。有的男的对我说让我下午来。下午两点半,里面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纸条,她说,你到学院去盖章,说明理由,然后就可以借走了。听到要盖章,我的头顿时懵了一下,脑子里闪现出许许多多的画面。我走出保卫处,发现阳光很明媚,我的心情却高兴不起来。

    一整晚我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去百度上搜索答案。有人说办理护照需要很多的审查,比方说学费有没有交齐,考试有没有挂科,需要审核通过才能办理。看到 “审核”两个字,我又懵了一下。还有人说不需要这么麻烦,就说你的身份证丢了,到辅导员那里开一个证明就行了。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定,我有心理准备了。来吧,来吧。

    今天早上,我填好了那张纸条,在说明里,我犹豫了一下。到底是办护照呢还是身份证丢掉了?

    走下宿舍楼,寒风大作,我先去办了一点其他的事情,突然发现已经十一点二十了。我心想完了完了,搞不准学院的人就下班了。我跑到研究生办公室,谢天谢地,还有人。我心里忐忑不安,要是人家问起细节来,我怎么回答。唉,只能靠编造了。

    那个女老师跟一个男老师在说话,我鼓起勇气走过去,头皮都硬了。男老师先问我,干嘛呢?我还没说话,女老师就拿过我的单子,说,现在怎么这么多人想出国?男老师说,年末了嘛,大家都是有钱人。女老师一边在签字,一边点头。男老师不依不饶地,真是有钱人啊。女老师对男老师说,你这说得人家都不好意思 了。最后男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The North Face的帽子,Levi‘s的衣服……好,到111去盖章吧!

    我没想到有这么顺利,到111盖好了章,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半了。保卫处的人会不会下班了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要乘胜追击。我跑到保卫处,远远地 看见里面有人,便加快了速度。还是那个工作人员,她看了看学院盖的章,问了我的学号,便拿出一个大的户口本来。她找到我的那张,递给了我。

    我说,能不能把外页也给我印了?她说,办护照不需要印外页。我支支吾吾地说那边要求了,她说不可能。我看见她身后就有一个复印机,我求她能不能现场就印了,她看了看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给、你、印。没辙了,我想。我来到外面,事情没办成。我给师兄打了一个电话致歉,之后走回寝室。

    半路上,我看到我的户口内页上写着登记日期:2008年12月18日。我的户口从红谷滩学府大道999号搬到这里来恰好是一年。看到这个巧合,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想起在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里的那个男老师,我就更开心了一点。

    去年这段时间,也就是我的户口刚刚落下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梆子井。我看见有人在那里卖羽绒服。我随便拿了一件,觉得蓝蓝的挺好看,于是我花了三百块钱把它买下了,我觉得还挺贵的,之前没独自买过这么贵的衣服。没过多久,我约我本科的老师,现在传媒大学的博士肖Sir出来吃饭。肖Sir跟我谈了谈北京的生活,吃饭间,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胸前念了一句:“Levi‘s”,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第二天,一个好朋友告诉了我真相。“还挺贵的呢,动不动要上千呢”,他说,“你买假货也好,不要挑这么大牌子的。”

    我牢记着朋友的告诫,以后买东西多留一个心眼,不知道就上网查查。这件衣服我至今穿在身上,在冬天大风天的时候,我把后面的帽子戴上,还是能感觉到阵阵温暖的。